2022年8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GCP）主任徐兵河荣获“首都十大健康卫士”称号。他的“硬核”成绩单也随之进入公众视野：他是国内乳腺癌个体化诊疗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潜心耕耘肿瘤内科以及乳腺癌临床和转化研究领域40年，在权威杂志柳叶刀、自然系列杂志等发表论文176篇，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省部级奖14项、国家发明授权专利10项，研究成果被写入23部国内外指南。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推动我国乳腺癌治疗发生根本性转变，使我国乳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跃居国际先进行列。他是患者口口相传的“暖男”、同事眼里的“科研劳模”、年轻大夫和学生心目中引路的智者。他以实际作为践行医者职业精神，为人类抗击乳腺癌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广大肿瘤患者带来了健康福祉。日前，我们特邀徐兵河院士做专题访谈。徐院士在采访中娓娓道来求学从业四十余载所见所想所为，回顾了抗肿瘤药物研究从无到有自弱变强的历程。现将采访实录分享，与大家一起领略其中的风雨沧桑甘苦得失，感受徐院士作为科学家的沉着理性和医学大家的平和淡然。
在国际学界发出“中国声音”
Q1：当前，抗肿瘤新药是所有新药研发中发展最快，进展最迅猛的。业内以“me too, me better，me best”和“first in class”分别描述仿制药和原研药研发的不同目标或境界。据了解，您的团队经过了与国际同行跟跑、并跑，并与国内企业、研究者共同合作，完成了多个“first in class”药物的临床研究并成功上市，改变了肿瘤治疗临床实践。实现了在某些抗肿瘤药物研究中的“领跑”。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成果。
我一直从事肿瘤内科临床研究。肿瘤内科最主要的工作有两项：一是用药物治疗病人，二是开展新药临床研究。由于导致肿瘤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远处转移，需要以药物治疗来预防，而且肿瘤治疗难度非常大，因此肿瘤药物研究成为临床药物研究中非常活跃的领域。开展临床研究，既要符合国际规范，又需要多单位协同。国内肿瘤药研发起步相对较晚，经历了一个从学习到原创的过程。
早期我们主要是进行仿制药的开发和研究。所谓“me too”，指最初受能力、条件和经验限制，在药物临床研究中采取“跟随”策略，主要仿制国外专利过期的抗肿瘤药物，积极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学习国外的做法，研究出疗效与原研药相当的仿制药；而“me better ”或“me best”指后来我们着力在仿制药研发中通过改变药物结构或剂型等方法来提高疗效、减少毒性或方便使用，疗效优于原研药或达到最佳，这仍然是目前我国抗肿瘤药以及其他药物研究的主要目标。我们也积极与国内企业以及同行合作，积极推进药物研发由仿制转轨至创制，努力研发出更多“first in class”的创新药物。所谓“first in class “, 是指针对已知靶点或新靶点设计出化学结构、作用机制、作用靶点全新的一类创新药。目前尽管抗肿瘤药研究中出现一些堪称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的研究，但原创研究能力仍需大力提升。
回顾我们的研究过程，我所在的科室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孙燕院士带领下率先在国内开展抗肿瘤药临床研究。我们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临床药物试验机构，同时也是全国两个国家级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中心之一，首创多项抗肿瘤药研究，最早将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概念引入国内，开展GCP 临床训练等。我们参与且牵头了乳腺癌临床研究领域最多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成为这个领域的核心成员之一。
经历了最初的跟随阶段，我们的研究进入与国际同行“并跑”的阶段，成为多项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国内和亚太地区甚至是全球PI（Principal Investigator，主要研究者）。
在此基础上，我们逐渐在国内创新药研究等领域开始“领跑”。最近5年，我们是在美国临床肿瘤学大会（ASCO）、欧洲肿瘤内科年会（ESMO）、圣安东尼奥乳腺癌研讨大会(SABCS)等权威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我国乳腺癌多中心临床研究成果最多的团队，多项研究得到国际同行认可，实属难能可贵。
去年我们在美国临床肿瘤学大会上做靶向药物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药物治疗晚期乳腺癌研究的报告后，同时收到《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和《柳叶刀肿瘤学》（Lancet Oncology）两个国际顶级期刊的发刊邀请。去年11月《自然医学》刊登了这篇文章。其他多项研究也受邀在国际会议上大会报告并由《柳叶刀肿瘤学》（Lancet Oncology）等杂志刊发。
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肿瘤研究领域与全国更多的同行一起努力，发挥领跑作用。
Q2：科学研究离不开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在这方面您有什么体会？
第一，开展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国家的重视。我们在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等课题支持下，率先开展恶性肿瘤个体化治疗和临床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第二，健康教育和社会呼吁对研究也有促进作用。举例来说，乳腺癌是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会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产生重大危害。乳腺癌治疗药物的研发也是国际上药物研发投入最多的领域之一。我国女性乳腺癌的高发年龄是45到55岁。作为社会中坚力量，她们患病对社会和家庭影响很大，更应给予关注。因此，多年来我们持续呼吁全社会关注乳腺癌病人，努力促进国家相关部门、企业和社会热心人士重视，引导大家汇聚广泛力量，加大对抗肿瘤新药研究的支持，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
Q3：药物上市的时候，您最大的成就感来自哪里？
首先，开展药物研究绝不是为上市而上市。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期望开发的新药有更好的治疗效果，能够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
其次，药物上市的成就感也来自于国际同行的认可。一般而言，在同一个国际会议上分享两个报告的情况很罕见。作为中国肿瘤内科医生，我有幸受邀在2021年圣安东尼奥乳腺癌会议上同时作两篇大会报告，不但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而且收到多家权威期刊的约稿邀请。通过努力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这是令人高兴的。
此外，我们的研究大多由全国同行多中心合作，齐心协力10余年完成。最终能够把中国的原创药推向市场，意味着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也是特别可喜的。
Q4：大家都认为您的临床研究试验方案设计得最为精妙，而且在这个领域极具号召力，这既需要专业素养，又需要眼光独到。您的秘诀是什么呢？
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团队机会和运气比较好，研究成功率高，经常能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我有几点体会：
一是要慎重选择药物。临床研究者要在研究启动前充分了解，精准判断其可行性，避免在没有前景的研究上浪费申办方以及自己的时间。
二是要科学、巧妙地设计临床试验方案。既要慎重选择主要研究终点，也要考虑临床试验结束后后续治疗对患者生存期的影响。只有把可能影响临床试验结果的多种因素考虑进去，才能设计出科学、精准的方案。
三要及早叫停没有前途的研究。曾有公司提出与我们合作开展抗肿瘤药拉帕替尼仿制药的研究。尽管多家公司都在仿制这种药，我通过阅读国内外文献、分析认为这种仿制药的临床应用前景并不好，它无法超越已经上市的其他靶向药的疗效，于是选择了另一个疗效可能更好、更有临床应用前景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灭活剂进行研究，经过十年的努力，最终证实了其疗效优于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标准治疗药物拉帕替尼，从而建立了二线治疗新的标准方案。
因此，研究者应该以独特的眼光来精心设计和实施研究方案，并确保临床研究全过程的质量，才能提升研究的成功率。
培育临床与基础结合的原创科研能力
Q1：您作为抗癌药物临床方案制定的大家，是我国乃至世界肿瘤化疗药物尤其是乳腺癌药物研究的领军者，极大提升了我国创新药临床试验的规范化，推动了抗肿瘤新药研究破茧成蝶实现跨越发展。可否分享下您多年来从事肿瘤药物研究的心路历程，您在这过程中克服了哪些困难？
刚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手术是国内当时解决肿瘤的主要手段，肿瘤药物临床研究领域基本一片空白。
当时手术和放射治疗已经经过几十年探索，手术技术日益精进，但乳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却一直徘徊在50%左右。肿瘤内科却暗藏机遇。乳腺癌患者的主要死因是肝脏、肺脏和脑的远处转移。系统性药物治疗能防止转移发生，从而降低患者死亡率。因此，肿瘤药物临床研究大有可为。
通过阅读国外文献，我关注到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际上显著加大乳腺癌新药研发，涌现出了新的治疗方案可以提高生存率。90年代初，肿瘤分子生物学研究兴起，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实施，使得基于基因分型的个体化治疗或精准治疗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
因此，我们团队迅速申请了国家十五攻关课题 ——《恶性肿瘤个体化治疗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在国内首先开展了恶性肿瘤的个体化治疗研究。特别是在乳腺癌领域，开展了基于分子分型的个体化治疗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应用于临床，推动了我国乳腺癌治疗的不断进步。
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肿瘤内科研究已迅速发展成为继手术、放射治疗后最重要的肿瘤治疗手段和学科之一，吸引了更多人才加入。
不管在任何领域，如果能够眼光放远，善于搜集捕捉研究信息，科学预测研究方向，行行能够出状元。
Q2：您直接从事临床，所以很多的研究能从临床的问题出发。对于加强临床和基础的结合，您有哪些现实可行的思考和做法？
临床医生开展临床研究的优势是能够直面病人，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开展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研究比简单重复已有的结果更有意义。
举例来说，对激素受体阳性晚期乳腺癌，内分泌药物联合mTOR抑制剂方案被批准的适应证是用于绝经后患者。我们通过查阅文献，还没有在绝经前患者中开展研究。在国外，80%左右的晚期乳腺癌患者是绝经后，而在我国，绝经前患者的比例超过一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开展了一项研究者发起的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比较mTOR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与单用内分泌治疗对绝经前激素受体阳性晚期乳腺癌的疗效，结果发现，mTOR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效果优于单用内分泌治疗。这项研究尽管样本量不大，但是临床应用性强。这一原创性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学》（JAMA Oncology）（影响因子33）。
实践证明，创新性研究不一定来自很大的样本量。学科带头人要有敏锐的嗅觉，及时发现所在领域的临床问题，引导年轻人开展创新性研究，帮助他们迅速成长。
Q3：除了抗肿瘤药的研究，您在乳腺癌的个性化筛查等方面有很多的创新，能够简单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
过去30年，在乳腺癌治疗领域，学界公认的进展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筛查和早诊，二是综合治疗。
我们开展的第一项创新性工作是推进乳腺癌的个体化筛查和早诊。国际指南推荐的乳腺癌筛查方式是X线。这种方式更适合以老年女性为主的西方患者，她们大多为脂肪型乳房。而中国乳腺癌患者较为年轻，以致密型乳房为主，用X线筛查存在漏诊的情况。我们提出对我国年轻女性采用穿透性更好、定位更准确的超声进行筛查，通过开展前瞻性研究得出结果：这一筛查手段的调整可以将乳腺癌一期诊断率从20%提高到超过60%。根据这一结果，中国女性的乳腺癌个体化筛查方案作了调整：45岁以下的女性以超声筛查为主，45岁以上的可以X线筛查为主，同时结合超声。
我们开展的第二项创新性工作是推进乳腺癌个体化治疗。考虑到乳腺癌至少有4种最主要的亚型，我们提出乳腺癌的个体化治疗或精准治疗，针对不同亚型采用不同的治疗策略。
我们在全球率先开展针对愈后最差的三阴性乳腺癌的前瞻性对比研究，发现相较于非铂的治疗方案，含铂的治疗方案能够明显延长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生存期，并将这一结果发表在《肿瘤学年鉴》（Annals of Oncology）杂志。后来国内外开展的多中心研究也印证了含铂的方案对三阴型乳腺癌治疗效果更好。这一研究使得铂类药物联合紫杉类药或吉西他滨的两药联合方案（成为治疗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国际的标准联合方案之一，国内的乳腺癌诊疗指南也随之作了调整，这就是个体化治疗。
通过提高患者早诊率和个体化的精准治疗，目前我院乳腺癌病人的整体5年生存率已超93%，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我们将进一步在全国推广这些新理念，力求惠及更多患者。
营造人才辈出各显其能的良好氛围
Q1：任何学科发展都不能忽视人才培养，过去几十年以来，在您领导的乳腺癌新药研发领域，一直保持着人才代代迭出、接续奋斗的良好局面，这离不开您的谋划布局。请您分享在梯队建设方面的思考和实践。
团队和个人的表现是相辅相成的。团队建设对个人成长非常重要。我一直在科室倡行各有所长、互相协作的理念，既注重保护每个人的积极性，又鼓励大家群策群力解决问题。经过多年培养，我们科室涌现出长江学者、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北京市优秀人才青年骨干、各学会的主委等许多能够独当一面的优秀人才，大家相互分享研究经验，因此个人的发展又带动科室成为国内乳腺癌领域首屈一指的优秀团队。
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人才队伍建设一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轻人思维活跃，富有创新精神。我在跟他们的交流中，时常能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得到很多的启发。我们团队的大多数文章是由年轻人担任论文第一作者。学科带头人要着眼于学科长远发展，切忌抢占年轻人的成果，要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多鼓励帮助他们成长。
文字整理：高翠峰 张倩 王卫 陈南希
图片：朱兴鑫
访谈：高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