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生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黄金城赌城,澳门黄金城：一级教授。1954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先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工作（任副院长、内科主任、教授的职务）；1980年赴美国参加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从事心血管病博士后研究。曾任世界卫生组织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高血压联盟主席、中华心血管病学会主任委员、国际高血压学会理事、美国心脏病学会重点（AHA）高血压研究理事会国际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发展中国家心血管病研究执行委员会共同主席；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卫生部心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 现任北京高血压联盟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教授。共发表论文300多篇，其中国际论文60余篇。共培养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40余名。她率先在国内开展大规模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组织编写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是国内外著名的心血管病内科专家，中国高血压研究领域的一位学术带头人。
采访人：刘教授您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您带领团队率先进行高血压临床试验，开展多项大规模前瞻性临床研究。当时开展相关研究的契机是什么？请介绍下您领导组织修订《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开展高血压防治工作的情况。
刘力生教授：我国的高血压防治工作并不是由我起步，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一直觉得任重道远。高血压是心血管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几位政治巨头，如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都死于高血压引发的心血管病、脑出血、心力衰竭。当时不但降压药没有问世，公众也没有降压的理念，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血压是机体保持平衡的需要，如果降低血压，可能影响肾功能”。打破这个误区不容易，尤其像恶性高血压等疾病都没有办法治疗。
1948年，国际上才出现真正的降压药。阜外医院的吴英恺院长也曾带领团队用交感神经切除的方法，治疗一些恶性高血压。降压药物出现以后，起初副作用比较大，比如可能阻断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必然引发肠梗阻、体位性低血压等，这些都是很麻烦的。再后来，降压药逐渐优化发展，比如节后交感神经抑制剂以及受体阻滞剂等等。国内第一个降压药应该是降压灵，主要是萝芙木、蛇根草一类的药物。药物治疗对控制高血压功不可没。1929年，有一种治疗恶性高血压的“米食疗法”（rice diet therapy），主要治疗方式就是光吃米饭，不吃盐，补充钾。国际上治疗方法也很少，那时有俄罗斯学者来访时说道，冬天患者血压上升，甚至会把一些患者安置在恒温恒压的舱里过冬。总而言之，那时候应对高血压的办法不是很多。
1958年，形势是要“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上海首先提出“让高血压低头”的口号，我们也提出来“让高血压低头、肿瘤让路”，卫生部也采纳了这个建议。当时全国组织了高血压的协作组，包括研究理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药物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我所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也是成员之一。我们一直同两个研究所一起工作，承担临床任务。所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全国血压的抽样调查工作，起初我们的高血压患病率达到百分之五点多。
随着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发展等因素，患病率就增高了。高血压患病率高，并非中国的特色，各个国家都如此，本身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关键在于知晓率（是否知道血压高）、治疗率（知道后是否接受治疗），以及控制率。其他国家控制率大多在30%，美国“凯撒社区”的控制率可以达到80%、90%，我们的控制率还不到20%。
简单来讲，高血压是无声的杀手，必须以预防为主。不能坐等患者来门诊找你。我们制定了许多指南——高血压指南、基层指南、以及患者用药的知识普及等等。指南能否落地走好“最后一公里”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了解。联合国曾召开一次讨论慢病的峰会，提出有四个严重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慢性病，心血管病就是其中之一。这项任务后来交给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召集各国专家一起讨论，提出HEARTS研究，“H”代表Healthy Lifestyle，健康生活方式。“ E”代表Evidence based，有循证医学根据。“A”代表Access to medication，药物或者治疗手段的可及性。“R”代表Risk stratification，按照轻重缓急分层。“T”代表Team work，团队协作。“S”代表Systematic monitoring，系统性监测。世卫组织前后组织多次会议推进HEARTS项目的落实，我的助手张新华教授（曾任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每次都参加。我们计划在国内以省为单位开展这项工作，已在四个省进行调研，河南省卫健委非常支持。我们按照HEARTS方案，提供基层设备，每天监测患者测量血压的情况。先是在河南省内搭建试点，逐渐扩大到河南省的一半规模，再后扩展到全省，我从2018年到现在去了8次郑州,了解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到目前进展顺利。
采访人：刘教授，之前和您团队的老师交流，他说高血压治疗既有医学专业知识，可能还涉及社会学、哲学等方面的理念，您能分享一下您的体会和认识吗？
刘力生教授：我最早受到的影响，一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大概20世纪60年代左右，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李心天团队首先在神经衰弱方面提出“生物-心理-社会”的概念，认为人不仅仅有生物属性，也有心理属性，而且是社会人。比如说看病要注重患者的心理作用，解释什么是高血压，让患者心里不害怕。另外采用中医、中药的疗法，比如气功、太极拳等，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治疗了成批的患者。
20世纪80年代，刘力生教授在指导研究生做实验
另一个影响我的是转化医学的理念。本世纪初，一直和我们合作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黄金城赌城,澳门黄金城：余国膺教授，告诉我们转化医学的概念，就是从实验室到临床、临床再到社会。我们当时和德国MDC研究所合作，他们的Detlev Ganten教授也提倡转化医学，强调加快转化的过程，比如一个新药从发现到临床应用平均要15年，就耽误了治疗。Detlev Ganten教授愿意在中国合作搭建一个中德联合实验室，实现从临床到社区的转化。我们有高血压联盟，我们有那么多社区，发挥我们的优势很容易就能够到基层。在Detlev Ganten教授的鼓励之下，我们后来成立了实验室。
如果研究结果不能转化到社区，不能惠及所有的患者，有些患者如果不能及时就诊，等意识到患高血压再来就医，可能已经发生脑卒中，那就晚了，来不及治疗了，所以要尽早开始。在柏林举办的一次国际高血压会上，分设了一个转化医学专场。当时会场座无虚席，我站在门口听，作报告的人应该是Hans Brunner教授，在讲关于转化医学的问题。我认为转化医学的概念非常重要，就是“基础-临床-社区”。这些概念都不是我提出的，但是只要抓住重点，根据自己的优势去发挥，就会做出成绩来。比如HEARTS项目就是我们转化到社区的一次实践。只坐在医院里讲课，基层老百姓怎么听到呢？要提高控制率，怎么提高呢？要扎扎实实地做事。
采访人：先从知晓率开始下手。
刘力生教授：如果能够知晓的话，起码控制率可以提高10%。
采访人：请您介绍当初怎样设计首钢模式，又怎样推进开展？它的研究价值和创新点？
刘力生教授：一九六九年，响应“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中国医学科学院组织了由阜外医院、药物所、基础所和首钢共同组建的“群防群治医疗队”。我们到首钢基层蹲点，跟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包括我和药物研究所曾贵云、雷海鹏，还有基础所、阜外医院等单位的同事，一共12位。首钢的保健系统比较完善，有一家医院，那时候包括炼铁、炼钢车间和焦化厂等10个厂，每家工厂都有保健医。
工厂出铁的时候喷涌而出，温度相当高，渣道温度也很高。工人们不让我们上前，怕把我们烧伤。当时工人的重病一般都是烧伤，医院对工人的照顾也比较周到。出于职业敏感性，我们商量决定调查一下首钢工人高血压高发的原因。
我们跑遍各个厂，多方调研了解到，工人们出汗多，就爱喝盐水。还有的工人从事重体力劳动，拿到补贴就喝酒。生活方式不健康。当时工人们有个认识误区，就是觉得吃降压药有副作用。因为高血压，有一位车间主任三十几岁就得了脑出血，还有工人四十多岁就去世。一位姓张的劳动模范，低压达到了140mmHg，却因为看病缺勤会被扣工分不去医院。后来我们为方便工人们就诊，就把门诊搬到焦化厂。雷海鹏教授发现，患者普遍有脖子发硬的症状，歪着脖子，很长时间抬不起来。中医《伤寒论》中的太阳病，症状就是脖子发硬、背发直，由此他联想到可以尝试用中药葛根治疗。他骑自行车从首钢出发,到药物所拿到葛根，再骑回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家，把葛根洗干净煮成汤送到首钢，一天不知要跑多少里路。后来我们又把葛根切成三钱一包，给患者带回家熬着喝。经过尝试确实疗效很好，大伙儿对此交口称赞。
我们在首钢主要是为患者服务，把脑卒中的死亡率控制下来了，这一经验后来在冶金系统推广，比如鞍山钢铁公司。据说世界卫生组织后来也提出全世界推广，我没有拿到相关文件，不敢妄言。
采访人：我看您也学过中医，而且和黄宛教授一起发现了一种病。这项工作还是很有成就感吧？
刘力生教授：那个“缩窄性大动脉炎”的研究思路是黄宛教授的，黄宛让我协助他开展一些病例查找等具体工作。我在病案室查间歇跛行无脉症，还有先天性主动脉缩窄异位症，大概找到十七位这样的病例。黄宛据此提出了“大动脉缩窄”这个概念，这主要是黄宛的贡献。
刘力生伏案工作时照片
采访人：在过去的几十年，您一直坚持做国际交流。我们了解到，您主持过老年收缩期高血压的研究，就是在国际交流中逐渐确定的。
刘力生教授：“七五”课题的时候，我们起初想研究轻型高血压的自然转归，那时候我和吴英恺教授常常一起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就把研究方案发给世界卫生组织审查。他们很认真地帮忙找了几位专家，都觉得用安慰剂观察轻型高血压的自然转归已不可行，国际上已经证明轻型高血压应该治疗。我们对国外了解不多，那时候才意识到原定的这个项目不能做。然后怎么办呢？世卫组织说，他们正在设计一个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研究，邀请我们合作。我和刘国仗、比利时鲁汶大学的A.Amery教授、Jan Staessen教授等，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见面讨论方案，也发表了我们的意见。他们叫Syst-Europe，我们叫做Syst-China，同时开展老年收缩期高血压研究。欧洲、中国一起商量方案，设计临床实验，各自总结、各自发表。中国的患者数量多，我们从中选取了2278个。后来在一次会议上，一位澳大利亚学者J.Chalmers教授提问说，中国和欧洲都做了这个实验，结果有什么不同？我回答，主要的不同是中国证明了卒中的死亡率降低。证明死亡率不容易，欧洲证明了卒中发病率减少。
采访人：我们听下来，国际交流还是对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的。
刘力生教授：对，当然重要。不能关起门来做研究。
采访人：您这一代科学家、医学专家，普遍视野较为广阔，社会责任感也很强，这与您的成长经历是否有关？
刘力生教授：我父亲就是老协和人。当时有一批协和毕业的人追随刘瑞恒调到南京去，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记忆中父亲常常半夜出诊，只要患者需要，他都去。后来父亲开了一家诊所，原则是患者没钱可以免费看病。协和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的。父亲有7个子女，除了我在协和，其他兄弟姐妹也从事医、药、助产等相关工作。
刘力生在内蒙古察汗磞磞村防鼠疫时照片
我记得七七事变的时候，日本人认为用飞机轰炸就可以消灭中国人的斗志，灭亡中国，轰炸了上海、南京。当时防空意识淡薄，空袭时我父亲就说“躲墙角”！可能觉得那里牢固一点。后来全家决定去苏北，我母亲家在如皋，如皋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经过运河，看到运河里飘着死尸，就是“饿殍”。孩子们站在岸上，因饥饿都是大肚子。我们在如皋待了一个暑假，日本人侵略长江沿岸，我父亲说，咱们赶紧离开如皋，去内地。到长江的时候，我们是用绳梯爬上船去的。到了南京也不敢停留，接着往九江庐山走，路上就很拥挤了。到九江庐山后，听说了南京大屠杀，全世界都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但是国际上很少人知道南京大屠杀，死了好几十万人啊，我觉得每一年的国家祭奠是应该的。
在庐山，我父亲没有工作和收入，但是全家生活还可以凑合。后来我们从庐山下来，先到汉口，再到重庆。1938年3月28日，我们一家到达重庆，当时我正好10岁。在当地念小学，听不懂四川话，上课迟到打手板，打男生但不打女生。后来重庆也遭到轰炸，学校关门，我们就跑到重庆南岸，就是现在重庆的黄桷垭，那边有个天然洞，有几个花园，一个佟家花园，一个袁家花园，我们当时住在袁家花园。日本人进行疲劳轰炸，每天半夜拉警报，我母亲紧张得不得了，我们往天然洞跑，跑着跑着说快趴下。我们就趴在竹林里，飞机飞下来，能看到日本人扫射，听到子弹噼噼啪啪打下来。
后来我进南开中学读书，时任校长是张伯苓。日本调动很多兵力，想从湖南打衡阳，切断国民党和中缅的出海口。打到独山的时候，有教官来动员青年参加远征军。当时许多同学都报名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是不如他们的，后来十分后悔。当时空军死伤严重，那时候的学生都是瞒着家里去参军。有一年在贵阳开会，我特意坐高铁去看了独山，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一个值得怀念的地方，我得去看看。
采访人：您怎么理解协和的文化？
刘力生在协和医学院
刘力生教授：严师出高徒。1949年我考入黄金城赌城,澳门黄金城：，协和的老师们都非常严格。我第一年进协和就面对大体解剖，我们的老师是张鋆。考试前，我们半夜就要去看尸体，否则第二天考试背不出来。张鋆教授非常严格，虽然我们那么大了，他也会严厉批评我们。神经精神科的许英魁老师也很厉害，我们收患者的时候要报告病历，并说出诊断，如果说“可能是”，他会说：“什么可能是？要说就是！”批评很严格。有一次在妇产科实习，住院大夫负责患者，我因为没有责任，就睡觉去了。第二天产妇生了，叶惠芳大夫得知我没在，就很客气地说，“我要是你我就在这儿，否则你就看不到生产的过程。”对我们来说，挨批评是有利于进步的。
1966年，我参加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贺彪带队的大别山医疗队，同队还有协和妇产科、儿科的大夫，一起去。贺彪同志是湖北人，把我们带到湖北麻城。麻城的乘马区靠近河南山区，是比较穷困的地方。我担任队长的小队里有眼科大夫朱宣和、耳鼻喉科大夫钟祖恩等等。因为长期艰辛劳动，村民患有肠穿孔、胃穿孔，男人患疝气，女人患子宫脱垂很常见。医疗队一到就开始紧张工作。我们就在王福店搭建一个临时简易的外科手术棚，作为手术室。白天患者很多，不能完全通过西药治疗，必须中西医结合，用针灸等解决了不少问题。有患者牙疼的要命，就在村口等大夫来，我们针灸合谷穴有时候就治好了。在农村收获了很多老百姓的认可和喜欢，常让我觉得很幸福。当时有一个去英国留学的机会，但那时的我更愿意在乡下待着，就拒绝了。
采访人：刘老师，您作为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医这么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您最大的坚持是哪方面的坚持？面对不太好克服的困难，或者说需要考验的地方，您最大的坚持和取舍是什么？
刘力生教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欧洲组织了欧洲高血压联盟，要求必须是具有防控能力的集体才能参加，很多国家都很认同这个组织。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世界高血压联盟。1989年，经外交部、卫生部批准，我们发起成立中国高血压联盟并加入世界高血压联盟。后来因为联盟作为民间社团组织管理。因为我们前期在首钢多年的高血压防治工作，他们比较了解认可我，说可以以研究所的形式运转，高血压联盟（中国）就这样成立了。
现在我们在国家遗传资源库里面保存着许多临床试验的血标本，这就是资源。中国人有科研的精神，但科研的前提是要能找到标本，攒了那么多年标本很不容易，希望未来能发挥它们的作用。
现在我96岁，但是我觉得，团队跟着我，我对他们还有责任，我得让年轻人有前途。我们有首钢经验，有中美合作经验，也得到了很多培训机会。研究所成立至今20多年，我希望有些事情能够继续下去。中国是个高血压大国，我们在世界高血压联盟里应该是做得很好的，真是很不容易。我希望我们国家还能够继续在高血压方面保持既往的发言权和领先地位。
刘力生参加学术会议
河南是实施HEARTS项目的第一个省。我们每天都监测基层新增患者数、仍在服药人数、脑卒中发生人数。除此之外，张红叶教授从事关于盐的问题研究，事事亲力亲为坚持下来了。我们和转化医学的Hans Brunner教授合作，在包括山东、河北、内蒙古在内的五个省，共29家养老院开展研究，持续了六七年。在食用盐与高血压风险的关系上，我们通过研究证实，摄入食物的钠钾比较单纯减盐更重要，人体补充了钾，即使不减盐，血压也能降下来。
我们的团队开展了一项历时14年的研究，这项研究工作，就是想回答收缩压在130-139mmHg、舒张压在85-89mmHg之间要不要吃药的问题，结果表明，这种情况不需要用药。
希望有人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谢谢你们来。
采访人：谢谢刘老师。
供稿：新闻中心
编辑：戴申倩
